文学教学中的伦理问题论韦恩布斯的伦理教育观

韦恩·布斯（Wayne C.Booth，1921—2005），因《小说修辞学》（1961）一书而震撼了二十世纪小说理论界的美国著名学者，他的《小说伦理学》（1988）《批评的理解》（1979）等著作已成为西方小说理论与伦理批评的重镇。这位批评家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均在芝加哥大学担任一线教师，致力于修辞教学，在长期的教学实践和科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伦理教学观。

从某种意义上讲，布斯是一个传统的道德主义者，他从来都坚信文学对道德重构的意义重大。布斯曾说，当他询问一个喜爱读书的成年人是否有一本书曾极大地改变了他的生活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会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布斯也曾经在学生中做过题为“举出改变了你的性格或者使你想要改变行为的小说”的调查，他得到如下的答案：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使我对如何对待我的父亲有了不同的看法；《飘》使我对南方人的态度大不相同了；托尼·莫里森的《分崩离析》急剧地改变了我对非洲殖民主义及其后果的看法；等等。学生的这些答案使他确信，阅读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他说：“好的文学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对学生的生活也同样至关重要。把好的文学介绍给读者，让他们读到好东西，是我们的使命。”但布斯也承认，没有一个故事或故事清单会对每个学生都产生有益的伦理影响，所以教师要教会学生进行伦理的阅读，让学生学会面对伦理的复杂性。

但大多数教师都没能探讨如何从伦理学的角度教文学。所以布斯以自己的研究和教学丰富文学修辞学的伦理意义。对布斯来说，修辞学涉及了人类交流的一切领域，覆盖了我们交流所使用的全部符号，文学也只是读者和作者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对伦理学，布斯扩大了伦理概念的外延，认为只要能够对人格或自我产生效果的领域都属于伦理范畴，道德判断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伦理批评也涵盖了政治、社会、文化等范畴在内的批评。

布斯确信，文学阅读和教学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态改变着读者与学生。但是，布斯也承认，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对每一个学生产生有益的伦理影响，有些好故事如果不能加以“批判性地阅读”反而会给读者带来有害的影响，所以关键是教学生如何进行“伦理的阅读”：不仅使他们在某一既定层面理解故事，还要教他们进行伦理阅读（或倾听）的途径。他的修辞教学不但致力于引导学生建立某种伦理目标——塑造人格或塑造自我，而且从修辞学的角度入手探究文学作品对读者（学生）产生的伦理影响。

比如，从“共享修辞”的角度而言，布斯认为人类共享着某些真正的价值观。“真正的价值观确实存在，并且我们所有人在所有场合都应该实践这些价值观。”布斯把它们总结为“四大德”：智、勇、节、义。布斯通过对新生的问卷调查得知，当他要求新生罗列出自己在朋友身上发现的最值得钦佩的品质时，新生给出的答案总是包括诸如“胆量”（勇气）、“公正”（正义）、“聪明”（明智）、“冷静”（节制）等条目。布斯发现，这些具有后现代性的学生在随后读到柏拉图的著作的时候，通常都会承认它们至少认同或信奉这“四大德”观点，而布斯希望他们不仅要把“四大德”作为理想来信奉，更是希望他们能够将之付诸实践。这会使我们联想到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哲学思想，布斯引导学生践行这些具有普世性的思想又与我们的德育有着何其相似的追求！

那么，如何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信奉并践行这些价值观呢？作为一名文学教授，布斯认为文学修辞学不仅仅是一种词语运用的技巧方法，更是一种发掘正当信仰并改善这些信仰的艺术。所以，他指出教育者应该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教授伦理阅读和写作，或者说如何能以对学生最有用的方式改变他们。

对修辞教育与伦理探究，布斯的主要贡献在于：

第一，他没有把文学修辞学当成达成伦理目标的工具。在他的理论与实践中，文学修辞学本身就是伦理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沿用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将修辞学视为演说者与听众之间的一种交流，是一门研究如何感染听众、说服听众的学问。如果演说者具有“见识、美德和好意”这三种重要的品质，那么他就能使听众信服，即演说者品德的高低决定了他说服程度的强弱。亚里士多德和布斯都认为修辞不完全是纯技巧性的问题，它与人的道德品质是紧密相连的。这与我们中国的修辞学理论将修辞限定在“文字词句”和修辞方法、手段和策略等范围内，将其视为使语言表达更为准确生动的手段而言，是有很大差异的。一种完全是纯技巧性的，另一种是增加了伦理的思考。在布斯看来，修辞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功能就是引发人们的伦理思考，鼓励人们去追求一系列“美德”，即那些值得称赞的行为举止和典范习惯，如上文的“四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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